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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大的“隐匿群体”二本学生:普通 谷底 折腾 摩擦

2020年08月05日 02:50来源:东楚网手机版

我就是二本生

2010年,黄灯(第三排中)与中文班的学生。受访者提供2010年,黄灯(第三排中)与中文班的学生。受访者提供

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。截至2020年6月30日,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,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,人们熟知的“985”“211”只占100多席,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,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。

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,某种程度上,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,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社会的真实场景。

  普通

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、毫无经验的脸,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。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,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。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《我的二本学生》。黄灯意识到,“二本院校的学生,从某种程度而言,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,他们的命运,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。”

黄灯说,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,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。

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,它距离广州塔“小蛮腰”20公里,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“广F”,省略“学院”二字,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。

2005年夏天,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。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,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,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。

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,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。空气里飘着水果成熟的香味,树叶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秆枯干的气味。他从小插秧、割稻、挑粪、砍树,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。

沈毅星入学那年,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,居世界第一。在这所二本学校,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,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,或一个下岗的父亲,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。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、高知家庭、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,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。

80后沈毅星算得上“第一代留守儿童”,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,每天从“世界工厂”打来电话叮嘱他“好好读书”,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。

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,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,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。

“切,好小啊。”不到半个钟头已走完校园,他印象里的大学是需要骑自行车的,但这里不用。沈毅星说新学校的图书馆还没有高中的大,位置奇少。

不大不小的操场,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,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,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,学生一下课,噼里啪啦响上半天,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,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。

大学所传颂的精神气质似乎在这里变得更实际。相比于名牌大学邀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外国总统首相,受邀来这所二本学校进行讲座的嘉宾“更接地气”。

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,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“创新学分”。“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”“会计从业资格证”“物流员资格证”“秘书职业资格证”……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“驾驶证”。

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,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,学生热衷考证。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,但覆盖面太广,往往不能学得深入。“我知道,在重点大学,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,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。”黄灯说,“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、强调应用性的高校,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,就像被一瓢水淋过,貌似酣畅淋漓,但各个知识点,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,就会滑溜溜地消失,在期末考试后,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。”

沈毅星读经济学,“什么都学,什么都不精”,他记得有人说,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,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,如果一直在基层,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。

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、中规中矩,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,和黄灯发生过争论,“我在具体的课堂中,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,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、抗生素、激素,到大学时代,终于结下了漠然、无所谓、不思考、不主动的恶果。”

沈毅星翘课、打球、挂科、补考,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,继续烧烤啤酒。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,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。大四那年,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,“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,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”

直到大三下学期,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。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,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。老师找沈毅星谈话,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。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,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。

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。她毕业于岳阳大学,按现在的划分,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。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.6万人。此后高校扩招,10年间,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,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,取代书桌。

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,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,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,干过文秘、会计、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。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,她成为下岗工人,决心考研。

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,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,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。“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,更不要提上辅导班。”最终,她被武汉大学录取。通知书下来那天,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,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。

“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。”许多年过去,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,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。

谷底

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,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。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,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。

“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,沏不完的茶叶、吃不完的红枣,还有丝绸被、洗发水,都来自学生的推销,我的日常消费中,一些护肤品、小首饰、正式一点的包,都来自学生供货。”黄灯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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